大醫院看病難、配藥難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難題。2013年以來，上海全面推廣家庭醫生制度。2015年下半年上海試點以家庭醫生為基礎的分級診療改革，即：居民在自愿選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簽約的基礎上，再選擇一家區級醫療機構、一家市級醫療機構進行簽約，形成“1＋1＋1”的簽約醫療機構組合。改革的目的是讓醫療資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讓居民從中獲得更有針對性、更便捷的醫療衛生服務。圍繞如何促進和完善家庭醫生及分級診療制度，兩位來自醫療和社區不同崗位的市人大代表發表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議。
分級診療要讓每級醫院各司其職
上海目前實行的是“醫保一卡通”自由就診。自由就診能夠充分滿足居民的就醫選擇靈活度，促進三級醫院競爭，但同時也造成了醫療資源無序利用。據統計，上海市居民2013年年均就診次數為9.03次，明顯高于5.1次的全國水平。同時，老百姓就醫、尤其是老年人就醫存在兩大困難：一是大醫院就診等候時間長，二是專家門診預約掛號難。
市人大代表，市第一人民醫院分院副院長徐耀庭認為大醫院看病難的根本原因是，醫療資源沒有得到合理利用。比如，患者重復看病問題突出，有的患者重復找兩三個專家看一種病，造成醫療資源緊張。此外，許多患者過分依賴大醫院，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本可以找一級、二級醫院診療的，卻也要往大醫院跑。徐耀庭表示，這與老百姓長期形成的就醫觀念以及缺乏專業知識有關，同時也跟現行的頂層制度設計有關，按照分級診療改革要求，大醫院應主要承擔疑難雜癥的診治，但是現實是三級大醫院大都不愿放手常見病的診療，因為“每年門急診要增加多少，住院率增加多少，是考核醫院的標準。”
在徐耀庭看來，要推行家庭醫生及分級診療制度，就要讓各級醫院各司其職，“醫院應有分類，三級醫院干什么，兩級醫院干什么，一級醫院干什么。”如果患者不按照分級診療的要求看病，可以通過價格杠桿進行約束。按照“1＋1＋1”簽約醫療組合模式，如果簽約居民需要轉診可以選擇一家二級醫院或者三級醫院，“80%會選擇轉三級醫院，這樣即便推出制度，還是會造成三級醫院人滿為患。”因此，徐耀庭建議在制度約束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價格杠桿引導居民有序診療。
記者了解到，目前，在“1+1+1”簽約醫療機構內，簽約居民不僅享受相應的就診優惠傾斜政策。同時，還可在一次配藥量、配藥種類上享有更便捷的政策。
家庭醫生要對居民有感情具備綜合能力
家庭醫生制度是分級診療改革的基礎，據悉，目前上海大概有5000名家庭醫生分布在全市24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936萬名常住市民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如何調動家庭醫生的積極性，提高家庭醫生的能力，讓他們把好居民健康問題的第一道關？
市人大代表，楊浦區殷行社區（街道）黨工委委員吳美娟告訴記者，她所在的社區有50個居委會，常住人口大約20萬人，社區以工薪階層為主，家庭醫生在社區受到廣泛歡迎，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家庭醫生的配備還遠遠不能滿足居民的需求。“基本上一個居委會一名家庭醫生、一名助理。他不僅負責上門問診，還要看門診，疲于奔命。”
家庭醫生不僅工作量大，而且薪酬較低。在吳美娟看來，薪酬低就不能更好地調動家庭醫生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影響到他們為民服務的質量。記者了解到，家庭醫生隊伍數量不足、績效工資實施對家庭醫生積極性的影響、家庭醫生首診的實現缺乏外部條件等是目前推廣家庭醫生制度的瓶頸。
對此，吳美娟代表建議，大幅度提高家庭醫生的薪酬，吸引更多的專業人員從事家庭醫生職業；同時，讓家庭醫生有更多的機會進修，提高他們的綜合能力。“我認為家庭醫生一個要對居民有感情，有服務居民的理念；另外要有全面的醫療水平，有綜合性的能力，這樣才能高質量服務居民，緩解醫療服務上的矛盾。”
如何促進和完善家庭醫生及分級診療制度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議題，在即將召開的市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該議題將提交大會專題審議，相信到時會有更多的真知灼見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產生。
記者手記：在采訪中，有幾十年基層工作經驗的吳美娟代表告訴記者，很多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對家庭醫生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因為大多數老年人以慢性病為主，要根治不容易，有時候，他們只是需要跟家庭醫生聊一聊病情，說一說身體上感受，這時候家庭醫生幾句寬慰的開導就能讓他們的心理得到放松，病情也隨之得到“緩解”。居民需要的就是這樣能陪他們走到底，彼此能充分交流和信任的醫生。
推廣以家庭醫生為基礎的分級診療制度，上海走在全國前列，這是一個不斷摸索、嘗試、完善的過程，會收獲成功的經驗也會有許多失敗的教訓，注定不會一帆風順，而是一個螺旋向上的曲折過程，相信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這項改革會越走越遠,越來越好。
